袁升平，一位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于1929年投身红军，次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他从一名班长起步，逐渐晋升至团政治委员的职务。抗日战争中，他历任多个职务，包括团和支队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及副政治委员，亲身参与了平型关、黄土岭等重大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辽吉军区第7纵队政治部主任、第12纵队政治委员、第40军政治委员等要职，参与了四平攻坚、长春围困以及辽沈、平津、衡宝、广西、海南岛等系列重要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志愿军的一员，参与了出国作战的首战以及第二至第五次战役。回国后，袁升平先后担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副政治委员，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红军无麻药手术连长
袁升平，本名袁兴旺，于1912年9月18日，在江西省吉安县富田镇的鹜湖村，一个贫瘠的农民家庭中降生。1929年10月，年仅17岁的他踏上了罗家圩的土地，加入了千秋游击队。次年10月，袁升平参与了攻打吉安的战斗，凭借卓越的表现，他被组织选拔至红军学校深造，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2月，袁升平被调至赣南独立团东固警卫营1连，担任排长一职，不久后便晋升为连长。
1931年5月，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初始战役——富田战役中，袁升平于东固河滩，热切聆听朱德总司令以浓重的四川口音进行的“钻牛角尖”式的战前动员，心中涌动着澎湃的情感。5月17日破晓时分，袁升平率领他的连队勇猛攻入富田镇。富田战役落下帷幕，袁升平继续率部投入了白沙、中村、广昌以及福建建宁等地的战斗，接连取得五场胜利，有力地协助红军主力击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盛夏的初旬，蒋介石集结了三十万精锐部队，发起了第三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袁升平率领其连队，与全团一同从福建建宁出发，跋涉于闽西、赣南的崇山峻岭与蜿蜒小径，昼夜兼程，向兴国进发。在经历了十余日艰辛的行军后，部队成功完成了千里回师的壮举。短暂的休整之后，袁升平即刻率队投身于莲塘、良村、黄陂等地的多次激战。至1932年春，赣南独立团并入独立第六师，袁升平荣任师特务连连长，并兼任指导员一职。
1932年七月下旬，袁升平于泰和周边地区勘察地形时，不幸被敌方察觉。敌军士兵随即开火，一颗子弹穿透袁升平的左颊，从后颈部位穿出，随后他被紧急送往兴国红军总医院救治。面对缺乏麻醉药物的现实，袁升平凭借顽强的意志，全力配合医生进行手术。为了尽可能减轻他的痛苦，医生巧妙地运用讲故事的方法来转移他的注意力。即便如此，袁升平仍痛得几近昏迷。到了1933年二月，袁升平康复出院，尽管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但他被任命为红军总医院政治处组织干事。同年十月，他又被提拔为红军卫生学校的政治教员及军医科指导员。翌年1934年九月，袁升平被任命为红军卫生学校学员十大队的指导员。
在长征的艰苦征途中，袁升平担任了中央医院担架运输队的指导员。当中央红军在毛尔盖进行休整时，董必武向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伯庭力荐了袁升平。在穿越草地的前夕，袁升平被调至军委纵队，担任技术书记兼纵队政治部党支部书记。1935年11月初，陕甘支队与红15军团成功会师，合并为红一方面军，袁升平随后被调至无线电队，担任政治委员一职。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之际，他再次被任命为红1军团直属队的总支书记，参与了东征行动。胜利归来后，他又担任了第13团总支书记。同年5月，当红一方面军西征至曲子、洪城地区时，袁升平被任命为红1军团第1师第1团的政治委员。
1936年，我军红1师团的高级领导干部合影留念，其中前排自右而左，第三位为萧华同志，第五位为袁升平同志，第六位是邓华同志，第七位则是杨成武同志。
袁升平再次踏上战场，心中喜悦难以言表。履新伊始，他便与团长陈正湘携手带领红1团投身围攻曲子镇的激战，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成功击败了国民党军马鸿宾第35师的部分兵力，并重创了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的部队。为了拓展与东北军的统一战线，袁升平严谨把握政策，对于每一次俘获的俘虏、枪械、战马，都严格遵守上级的指示，将其全部释放。这些被释放的东北军官兵纷纷表示，今后将不再与红军为敌，而是选择与红军携手共进。为了支援红二方面军北上，袁升平与陈正湘率领1团，在宁夏海原张家湾地区，配合兄弟部队，成功击溃了国民党军骑兵第6师第16团，为红二方面军的北进之路清除了障碍。1936年11月21日，袁升平和陈正湘率领部队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在山城堡地区对国民党胡宗南部发起了猛烈的攻势，经过一整夜的激战，共歼敌1个多旅。
晋察冀团政委驰骋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袁升平肩负重任，担任了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第1营的副营长。他的首战，便是那场著名的平型关之战。9月23日的黎明时分，部队兵分三路，从上北泉和下北泉两地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腰站挺进。营长曾保堂与袁升平携手，率领全营勇猛地冲在团指挥所的前方。当队伍逼近目标，抵达白羊壁时，第1连1排不幸遭遇了日军侦察部队，经过激战，成功击毙了数十名日军士兵。到了当天下午4点左右，交战双方在白羊壁至安京一线形成对峙。25日的清晨，浓雾笼罩了战场，1营趁机发起了进攻。然而，面对日军密集的火力，进攻显得异常艰难。杨成武等团部领导，以及曾保堂和袁升平紧急磋商，最终决定从侧翼发起多路突袭，以打破日军的防线。
依循既定作战计划，第2连悄然沿右侧山脊潜行，悄然逼近隘口，与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鉴于敌军兵力众多，我军兵力薄弱，1排全体战士均英勇牺牲。第3连的第2、第3排各抽调一个班，在指导员的带领下，沿右侧高地的一条小径潜行而上。然而，山路已被日军封锁，尽管多次冲击，但均遭遇挫折，伤亡惨重。袁升平与教导员张文松带领第3连的第1排占据了比隘口更优越的阵地，利用轻机枪向日军猛烈扫射，有力地支援了其他连队的攻击。激战持续了一昼夜，袁升平与营长曾保堂率领全营在白羊壁、安京一线，对数倍于我的日军进行了坚决阻击，成功切断了日军的公路运输线，为师主力围歼平型关日军创造了有利的作战条件。
1937年10月15日，为了支援国民党军在太原及忻口战区的作战，袁升平再度参与独立团在广灵与灵丘之间的冯家沟伏击战。此次行动旨在切断日军从张家口至忻县的补给线路，最终成功击溃了板垣师团的第二运输大队，步兵与骑兵共计超过百人，并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
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聂荣臻同志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辖四个军分区。随后，袁升平同志被调任第一军分区第二团的政治委员。同年12月，晋察冀军区吸纳了活跃于平西房山地区的“国民抗日军”，将其改编为第5支队。该支队成员逾4000人，主要由东北流亡学子、北平郊区农民、逃离伪“冀东保安队”的士兵以及从北平第二监狱获救的共产党员构成。至1938年8月，第5支队被改编为第一军分区第三团，袁升平同志继续担任该团政治委员，而纪亭榭同志则担任团长一职。
1938年十月，袁升平与纪亭榭率领第三团投身于保卫晋察冀边区首府阜平的激战。面对日军释放的大量毒气，袁升平即便身陷中毒之境，仍坚定地率领战士们坚守阵地，与敌军展开了三天激烈的交战。在兄弟部队的协同下，他们共歼灭日军千余人，出色地完成了防御任务。此后，袁升平带领部队连续参与平西地区的反“扫荡”作战，以及易县、满城、徐水、大龙华等地的战役与战斗。至1939年十一月，袁升平与纪亭榭再度率领第三团参与雁宿崖、黄土岭的伏击战，与兄弟部队紧密协作，成功歼灭日伪军千余人。同年年底，袁升平被任命为晋察冀第一军分区第1支队的政治委员和军政委员会书记。
1940年7月，袁升平接到命令，前往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抵达延安后，由于大会延期，他首先被安排进入军政学院深造，随后又转入军事学院的高干队继续学习。到了1942年初，他随高干队一同并入中央党校继续学业。到了1944年初，袁升平被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的政治部主任，之后又晋升为副政治委员。旅长一职由黄永胜担任，政治委员则由邓华接任，他们负责接替359旅在南泥湾、金盆湾地区的农业生产工作。
长春攻占主力纵队政委
在抗战胜利的辉煌时刻，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应运而生，随即组建了辽西军区。邓华将军出任司令员一职，陶铸同志担任政治委员，袁升平同志则肩负政治部主任的重任。1946年3月，袁升平同志率领保安第1旅与战友并肩作战，首次发起了从伪满军警手中解放四平的战斗。经过十余小时的激烈交战，我军终于一举攻克四平市。随后在4月至5月间，国民党军主力向四平发起猛烈攻势，意图夺回这座城池。在此危急关头，袁升平同志与邓华司令员并肩作战，协助指挥辽西军区部队与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在四平地区展开了一场为期一个月的殊死搏斗。国民党军虽然付出惨重代价，死伤逾万人，但直至19日，方才占领东北民主联军撤离后的四平街。
1946年6月，辽西军区与吉江军区部分部队合并，成立了辽吉军区，袁升平继续担任政治部主任。翌年年初，袁升平在邓华等辽吉军区领导的协助下，指挥保安第1旅、保安第2旅，以及骑兵支队、沈北支队等部队，接连发起了四次规模较大的攻坚战与阻击战。在这三个月的激战中，开鲁攻坚战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一个团，通辽攻坚战则成功消灭了两个营，总计共歼灭国民党军4600余人。
历经数场攻坚战的洗礼，辽吉军区的实力得以恢复并进一步壮大。至1947年4月底，保安第1旅、保安第2旅与西满独立师合并，组建成为辽吉纵队。邓华担任司令员，陶铸出任政治委员，袁升平则担任政治部主任，该纵队下辖第1、2、3师。自5月中旬起，辽吉纵队投身于东北夏季攻势，其中最为惨烈的便是四平攻坚战。战斗落幕之后，辽吉纵队集结于双山至郑家屯一域，与敌方隔辽河对峙。全纵队处于战备状态，展开了整训工作。
1947年8月15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下达指令，正式组建了第7、第8、第10纵队。原辽吉纵队据此进行了改编，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下辖第19、第20、第21师。邓华同志被任命为该纵队司令员，同时，吉林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兼任政治委员一职，袁升平同志则担任政治部主任。
一是派遣前沿阵地部队进行喊话；二是向国民党军赠送物资，分发宣传资料，并组织宣传队在阵地前沿进行演出；三是充分利用投诚人员、国民党军家属及难民进行宣传动员。解放军的这一系列政治攻势，使得国民党军内部的派系纷争愈演愈烈，军心浮动，逃跑和投诚的人数持续增加。在9月1日至5日的短短五天时间里，长春以西地区就有534名国民党军官兵选择了向第12纵队投诚。经过半年多艰苦卓绝的围困战，守军遭到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损耗，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不利境地，形势岌岌可危。
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拉开序幕。在该战役的首个阶段，我军的主要目标是截断北宁铁路，并夺取锦州城。鉴于防范长春的国民党军可能南逃，以及沈阳之敌可能支援锦州，东北野战军总部于9月29日发出紧急电令，将围困长春的职责分配给各独立师，并命令第12纵队的主力部队即刻南下，前往开原和通江口一线，承担灵活机动的作战任务。接到电令后，袁升平和钟伟迅速率第12纵队向南进发。为了抢夺宝贵的时间，袁升平指示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在行军休憩期间积极进行政治动员。经过连续8天的艰苦行军，部队于10月8日抵达了开原地区。
此刻，蒋介石洞察东北野战军主力南移，料定长春守军郑洞国之部防御必然薄弱，遂下令长春守军发起突围。东北野战军总部随即指令第12纵队，其中一个师需迅速返回四平，其余两个师则就地集结，做好战斗准备。袁升平及纵队其他领导迅速展开研究并明确分工，决定第36师北返，向四平迅速进发，以备截击企图突围的国民党军。与此同时，为确保攻克锦州之战取得全面胜利，袁升平与钟伟受命，率领第34、第35师于12日再次抵达通江口一带，待命而动。
东北野战军成功夺取锦州之后，袁升平和钟伟遵照上级的命令，率领部队再度北上，直指长春。在归途中，长春守军第60军于17日宣布起义，新7军紧随其后，于19日宣布归顺。至21日，长春宣告解放。
部队急于歼敌，担心敌人逃脱，夜间未能挑选出合适的攻击路径，炮兵也未经明确目标匆忙投入战斗。袁升平语重心长地告诫众人：“务必吸取教训，下次进攻时，要选准攻击道路，精心组织炮兵火力；切莫轻敌，必须彻底摧毁国民党军的碉堡和防御工事，方可发起进攻。”袁升平与钟伟还商议，将纵队炮兵团纳入第36师的指挥体系。当天下午17时，第二次突破战打响。部队士气昂扬，国民党军阵地纷纷失守。17日下午16时左右，塘沽追击战取得圆满胜利，共歼敌3400余人，缴获各类火炮44门、重机枪18挺、轻机枪107挺、步枪1773支，以及300余匹军马和大量汽油。其余国民党守军则乘船沿海上南逃。
自天津及塘沽解放以来，第12纵队肩负起警备重任。第34师与第35师分别入驻天津市，而第36师则驻扎于塘沽市。袁升平同志夙夜在公，对部队进行了城市政策与纪律的及时教育，同时，他还对各级组织进行了调整与完善。在天津战役胜利之后，东北野战军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2纵队亦随之更名为第49军。钟伟同志担任军长，袁升平同志则担任政治委员。
插红旗于海南岛
1949年7月，袁升平奉调担任第40军政治委员一职。至同年12月18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指令，要求第40军与第43军做好攻取琼崖的准备。袁升平与第40军军长韩先楚接令后，即刻率领部队东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急行军11日，于12月30日抵达雷州半岛，并将军指挥所设于海康。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渡海作战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袁升平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官兵对任务有着清晰的认识，并展现出积极的态度。然而，也有不少人对海战表现出一定的抵触情绪。在与韩先楚等领导充分沟通后，袁升平于1950年1月6日主持召开了军党委扩大会议。会上，大家认真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书以及中央军委对海南战役的指示和上级的作战方针。围绕当前形势、解放海南的重要性，以及是否能够利用帆船进行渡海作战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确保了团以上领导班子的思想认识达到了统一。紧接着，各师、团对排级以上干部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集中培训，旨在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全军部队开展了深入的阶级教育、生死观教育和荣辱观教育。同时，文工团和宣传队通过演出话剧《刘胡兰》、《钢筋铁骨》和《人民的希望》等作品，进一步激发了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为了迅速适应海战，韩先楚和袁升平命令各级领导机关在海边搭建帐篷，与部队并肩，共同探索海战的方法。岸上训练中，战士们挥舞秋千、跨越浪桥，海中则操控大槽、挥动竹篙，练习扬帆与掌舵等技能。经过4个月的刻苦训练，成功培养出2470名掌握航海知识、能够驾驭船只出海的战士水手。通过这一系列扎实的工作，官兵们基本消除了盲目的恐惧心理，坚定了依靠木帆船渡海登陆的信念，战斗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部队的思想重心也聚焦于如何克服困难、想方设法解决问题。
肖焕辉、龙书金、马白山、吴克之、黄一平。
1950年4月10日，第15兵团发布了作战指令，要求主力部队强渡琼州海峡：第40军派出6个团，第43军则派出2个团，共计8个团组成渡海作战的第一梯队，于4月13日完成集结。待风向和潮水条件适宜航渡时，他们将起航，向南挺进海南岛。在此期间，袁升平正身处汉口，参与四野的战后工作部署会议。在得知渡海作战的具体时间确定后，袁升平立即向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请示，要求返回部队，并迅速赶到军指挥所。
4月17日拂晓六点，第40军的1.9万名战士，乘坐300艘木制船只，悉数登陆海南岛。与此同时，琼崖纵队与偷渡部队已按照预定计划，在守军的后方发起了攻击，成功占领了登陆区域内的制高点——临高山。当第40军将临高城围困后，却发现并无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韩先楚与袁升平当机立断，决定不与县城内的小股国民党军纠缠，即刻率军前往海口至美亭一线，寻求与国民党军主力的交战，并计划与第43军会合，切断敌人的退路，直取薛岳的老巢。
21日傍晚，我部队抵达海南美亭的东西区域。在这片不足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近战。第40军由外围向内部推进，而第43军则由守转攻，向外猛攻，两军东西夹击，迅速实现了胜利的会师。薛岳于22日逃往台湾。24日下午4时，兵团指挥所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下令两军将士分兵东、西、中三路，乘胜追击逃敌。29日，韩先楚、袁升平率领部队抵达万宁，与琼崖纵队的一支部队成功会师。30日9时，第119师率先攻占榆林市和三亚港，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海南岛最南端的天涯海角。5月1日，海南岛全境宣告解放。
朝鲜战争成效显著的政治工作
1950年10月19日的夜晚，我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参战部队，包括第38、第39、第40、第42军以及3个炮兵师，悄然渡过鸭绿江，踏上抗美援朝的战场。历经连续五夜的急行军，第40军在温玉成军长与袁升平政委的指挥下，所属的第118师抵达北镇以东地区，第120师进至云山北部，而第119师则到达泰川北部。10月25日，第120师与第118师在云山与温井北部的两水洞区域，分别与向北推进的南朝鲜第1、第6师展开激战，从而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的序幕。面对持续的劳累，第40军的指战员们英勇无畏，接连在两水洞、龟头洞、龙岩洞等战斗中获胜，赢得了志愿军出国作战的首场胜利。随后，温玉成与袁升平再度率领部队向南推进，与战友们协同作战，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一路驱赶至清川江南岸，从而初步稳固了朝鲜战场的局势。
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正式拉开序幕。当夜，第40军各部倾力出击。其中，第120师第359团勇敢地自龙渊洞强行渡过清川江，直捣鱼龙浦。面对美军三十余辆坦克、一个一○五毫米榴弹炮营以及一个步兵营的火力围堵，全体干部战士英勇无畏，顶着零下二十余度的严寒，破冰涉水，成功横渡了深达一米多、宽达两百余米的清川江。渡江后，官兵们浑身冻得如同“冰雕”一般，此举令美军惊恐万状，纷纷抱头鼠窜。该团从发起渡江行动至成功切断新兴洞“联合国军”退路，仅耗时一小时三十分钟。袁升平将军亲自拨打电话，对他们进行表扬和鼓励，随后军党委亦予以通令嘉奖。
◆袁升平（左二）
在清川江畔，第40军展开了一场激战，有效打击并围困了美军第2师，使其无法向东增援，从而为德川、宁远地区的战斗提供了有力支援。至30日，该军再接再厉，攻占军隅里，并全歼美军第2师的一个营。温玉成、袁升平随即命令主力部队向安州进发，于军隅里西南的三浦里、马场里、松鹤里等地与美军展开激烈交战，同时派出部分兵力向南推进，直指军隅里。12月1日，主力部队抵达军隅里以西的都会里、会浦站一线，成功截击并消灭了溃逃的美军。在这场持续了七昼夜的激战中，第40军与西线其他兄弟部队共同对抗“联合国军”，成功击溃了其“总攻势”，为扭转朝鲜战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袁升平与温玉成率领的第40军投身于持续87天的第四次战役。他们巧妙地运用了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等多种战术手段。尤其在横城地区的反击战中，我军一举歼灭了1300多名敌军。在这场激战中，战士们以炒面配雪为食，有时数日仅得一顿餐食，却依然坚守阵地，英勇奋战。面对重重困难，袁升平毅然将机关中可调动的所有人员充实到一线，并动员机关及二线部队节省本就紧张的口粮，对全军的弹药进行统一调配。同时，他以党委的名义呼吁部队独立作战，以少胜多，勇当“独胆英雄”、神枪手、神炮手和投弹能手。各级党委和支部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确保部队始终保持坚韧不拔的斗志，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予的各项任务。
4月22日，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全面反击“联合国军”，开启了第五次战役。温玉成与袁升平受命于志愿军总部，肩负着打开战役缺口、切断敌军东西线联系的重任。他们命令第118师自上实乃里东西一线发起突破，并令第120师从南朝鲜军第6师与美军陆战第1师的结合部——头流山发起攻势。经过两日激战，第40军成功深入“联合国军”腹地超过50公里，圆满完成了战役分割任务，为后续部队围歼“联合国军”提供了有利的战略环境。
1952年9月，袁升平被任命为志愿军总部干部部副部长。在此期间，他带领空军战斗英雄王海、张积慧等人组成代表团，回国进行汇报。同年10月，在志愿军领导机关举办的入朝作战两周年庆祝活动上，袁升平荣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袁升平会见文艺工作者。
1954年二月，袁升平同志结束在朝鲜的使命，荣归故里，随后被委以重任，担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之职。次年二月，随着华北军区的更名，即北京军区的成立，袁升平同志在四月顺利晋升为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同年九月，袁升平同志荣膺中将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及一级解放勋章。1960年十二月，袁升平同志被调至济南军区，担任第二政治委员。在工作岗位上，袁升平同志恪守不越权、敢负责的原则，与司令员兼第一政治委员杨得志同志密切配合，共同推动了济南军区各项工作的显著进步。
1965年盛夏的七月，济南军区某师工兵营一连连长王杰，在一场训练中为保护民兵英勇捐躯。袁升平对王杰无私奉献、舍生取义的英勇行为给予高度重视，迅速指导机关及部队进行总结与宣传，强调各级党委利用先进典型对部队进行教育，号召全体官兵向王杰学习，此举使全区官兵的思想觉悟得到显著提升，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得到进一步弘扬，有力地促进了军区部队各项工作的进展。同年十一月，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广泛开展学习王杰的活动。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为王杰题词，使得这位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在全国、全军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文革”的风暴中，袁升平因江青集团的迫害，于1972年8月11日，被免去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及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的职务，这两职位他自1969年起担任。翌日，即8月30日，他遭到软禁，被囚禁于北京远郊的某地，从此长达四年的自由被剥夺。至1977年9月中旬，得益于中共中央及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的关心与帮助，袁升平得以“解放”。随后，1979年2月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袁升平与杨得志的申诉，指出：“对于原山东省委、济南军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定论，实为不妥，应予以更正。现决定撤销1973年的35号文件。”名誉得以恢复后，袁升平于1978年12月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次年1月则担任了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1982年9月，袁升平光荣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他卸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一职。至1988年7月30日，袁升平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的崇高荣誉。2003年8月27日，袁升平在北京安详离世，享年91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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